北崴遗址发掘出土一件铜銮铃，为近年来沈阳市少有的随葬青铜器的墓葬；

　　两家子遗址内发现了辽宁地区青铜时代轴承的孤例，证实了东北地区石器工艺从兴隆洼文化以来一脉相承的轮轴工艺的延续。

　　3月27日，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举办了2020年度辽宁省田野考古工作汇报暨业务培训班。2020年度全省田野考古新成果在此次活动上悉数亮相，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同时也发布了2020年度我省重点田野考古项目。

　　本报记者为您揭秘这些重点考古项目都有啥考古发现。

　　去年我省完成十余项考古调查、发掘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相关负责人介绍，2020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辽宁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省内各市县文博单位，完成了十余项考古调查、发掘。其中重要的田野考古项目有：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2号建筑址发掘、马鞍桥山遗址发掘、水泉遗址发掘、北崴遗址发掘、上马遗址发掘、两家子遗址发掘、桃李营子遗址发掘等。

　　其中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2号建筑址的发掘对进一步讨论牛河梁遗址群形成、发展演变的过程，性质、功能，以及其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有重要意义；马鞍桥山遗址的内涵较丰富，年代延续较长，时间跨度较大，为进一步认识红山文化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北崴遗址的发现与发掘补充了沈阳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基础资料，对完善沈阳地区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具有重要价值；两家子遗址与桃李营子遗址的发掘为探讨北方地区金代居址的规划布局、建筑结构及生活方式均提供了研究素材。这些遗址上起新石器时代，下至辽金时期，对这些遗址的调查和发掘为辽宁考古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资料。

　　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2号建筑址

　　垫土层发现可复原陶缸和陶钵

　　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2号建筑址位于辽宁省凌源市和建平县交界处，著名的“女神庙”北侧，是面积约4万平方米的大型平台遗迹。1981年调查初步确认存在品字形排列的三座山台，近年的调查和发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认了8座山台石墙，编号为T1至T8，其中T1和T7分别对应最早判定为品字形山台的“北山台”和“东山台”，“西山台”则涵盖T3、T5、T6三个山台，在东西两侧外围还发现了T4和T8两道山台石墙。

　　其中，T3是2号建筑址中年代相对较早的遗迹，目前仅保留北侧石墙，其东部被T2叠压，西侧砌石被破坏无存。石墙为单层砌石，只保存底部的1-2层，与T1不同，T3的石墙直接砌筑在垫土上，内侧保存有宽3米的地上积石。

　　在本次考古发掘中发现，对T3垫土的解剖确认垫土分为三层，每层垫土上都发现了可复原的陶器。

　　据此推测，在构筑T3的过程中，极有可能是将完整陶器分解后，埋藏在台址的不同位置或不同层位而起到了奠基或其他作用，与红山人宗教礼仪活动相关，应该是某种祭祀活动的体现。

　　本次考古发掘的主要发现和收获还包括，在最东侧山台石墙T8的北侧发现了被冲沟截断的多道疑似石墙，从石墙的走向上来看可能与T8相关，是T8北侧延伸部分。在最西侧山台石墙T4的外侧还发现了疑似长方形山台的痕迹，目前尚无法确定其是否为T5向西延伸的部分。虽然由于时间的限制未能对所有疑似遗迹现象进行进一步的确认，但从地表发现的遗迹现象来看，2号建筑址的范围可能较目前所认识的更广阔。

　　此外，还初步确认了T1山台的砌筑方式：以地势较高的山脊为中心，在地势较低处对基岩进行简单平整，而后直接砌筑石墙，墙内逐层垫土，最后形成平坦的山台。

　　这些发现对了解多个山台之间的关系并为未来的考古工作提供线索和依据。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牛河梁遗址群形成、发展演变的过程，牛河梁遗址群的性质、功能，以及牛河梁遗址群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

　　马鞍桥山遗址

　　为我省首次对红山文化时期大型聚落址进行发掘

　　马鞍桥山遗址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太平庄镇石台沟村六家村民组南约800米的一道小山梁上。遗址南距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约60千米。

　　遗迹主要有房址3座、灰坑22个和壕沟（聚落环壕）1条。

　　在房址方面，根据其形制大小和功能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大型房址，为人居住的房屋。第二类是小型房址，包括编号为F9和F10的房址。该类房址面积约4～10平方米。如F9面积约6平方米，平面为圆角方形，没有门道和灶址，地面保存较好，铺垫一层含有白色小石子垫土层，较坚硬，北部被一灰坑打破，底部四边共有九个柱洞，柱洞直径约15厘米，深度约25厘米。

　　出土遗物可分为陶器、石器、骨角器和贝器等四类。可复原陶器较少，多为碎陶片，目前已复原陶器十余件。质地以夹砂黑陶为主，泥质红陶次之。器形有罐、盆、钵、碗、器盖、器座、塑件等，纹饰非常丰富，有刻划之字纹、直线纹、旋涡纹、附加堆纹、戳刺凹点纹、弦纹、篦点纹、篮纹、黑色彩绘平行线纹、红色彩绘等。石器以磨制石器为主，器形有斧、锛、镞、锄、铲、锤、耜、磨盘、磨棒、纺轮、有孔石器等。出土了大量细石器，有石核、石叶、刮削器、钻等。

　　对马鞍桥山遗址的发掘，为辽宁省首次发掘红山文化时期的大型聚落址，通过发掘所发现的遗迹和遗物，初步确认了该遗址是一处以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为主体的聚落址，目前仅发现一座兴隆洼文化时期的灰坑，其余遗迹均属红山文化时期，遗物也是以红山文化时期的为主。其年代应从兴隆洼文化时期延续到红山文化时期，时间跨度较大，这是辽宁省首次发掘这种类型的聚落址，对于进一步认识红山文化不仅提供了一批新的研究材料还拓宽了研究视野。

　　上马遗址

　　发现“千秋万岁”瓦当

　　上马遗址位于沈阳市浑南区高坎街道上马社区。通过调查和勘探，初步确认该遗址是一处汉代的建筑址。

　　发掘工作从2020年4月～7月，共布设10米×10米的正南北向探方9个，加上扩方，揭露总面积1000平方米。发现汉代院落式高台建筑遗址1处，出土完整或可复原遗物200余件。

　　上马遗址建筑址由台基、房址、外围墙构成，台基居院落之东北角，其上有房址。台基整体呈覆斗状，夯筑，朝向南偏东18度，进深17.3米，面阔不小于13.8米，残高1.1米，南缘东端有1处阶梯式通道。外围墙位于台基外，夯筑，走向与台基平行，残存北墙东段（残长14.6米）和东墙北段（残长26.7米），残存最高处1.1米。房址构筑于台基上，朝向与台基一致，进深12.8米，面阔不小于9.6米。

　　出土器物以陶器为主，有“千秋万岁”瓦当、筒瓦、板瓦、菱形纹铺地砖等建筑构件，和釜、盆、壶、罐、瓮、钵、灯、豆等日用陶器；铁器有锸、斧、环首刀等；铜器有“半两”“五铢”、鸡目“五铢”“货泉”、镞等；漆木器有漆耳杯。

　　上马遗址所在的东郊浑河沿线是沈阳战国至汉魏时期考古学遗存分布最密集的区域。浑河右岸的山岗台地上分布有战国（燕）、秦、汉长城列燧及相关遗址，浑河左岸分布有城址、墓葬等。其分布范围横阔约15千米，纵深约10千米。这些考古学遗存位置临近、时代重合、文化面貌相同、功能相关，是战国至汉魏时期辽东长城防御体系的组成部分。

　　以往对战国（燕）、秦、汉辽东长城的考古工作多针对城址和烽燧展开，研究思路也多限于点（城址）和线（列燧线），有失系统性。此次，在长城沿线发现的上马汉代建筑遗址为系统研究由障、塞、亭、燧、徼等防御设施构成的战国（燕）、秦、汉辽东长城体系提供了新的资料和线索。

　　水泉遗址

　　发现竖穴土坑墓 和袋装坑墓葬两类墓葬

　　水泉遗址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朱碌科镇刘杖子村水泉村民组东北侧的台地上。

　　2020年水泉遗址考古发掘，清理房址7座，灰坑49座，墓葬5座，沟2条、圆形黄土台1处。

　　房址均为地面式建筑，平面呈圆形或圆角方形，夯土墙或土坯墙，内外抹草拌泥，室内垫土、抹草拌泥，有的铺有白灰面，室内中部有平地烧烤面或浅坑灶。长方形门道，房址外侧多有护墙坡和外环墙。房内出土遗物较少。

　　灰坑平面有圆形、椭圆形、长方形、不规则形等。剖面有锅底形、直壁平底、袋状，其中以袋状坑最有特点。

　　墓葬包括两类：一类为竖穴土坑墓，长方形墓坑。一类为袋装坑墓葬，人骨摆放在坑底部面上。均为单人葬，仰身直肢葬，头东足西。有的人骨颈部缺失、有的脑后有伤痕。随葬品极少，有陶器、骨簪、石斧、石镞、项链等。

　　出土遗物包括陶、石、骨、角、牙、蚌、贝、玉等。

　　编号为H32的灰坑出土陶器有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类，夹砂陶有红褐色和灰褐色。器形有甗、大口盆、罐等，纹饰有浅细绳纹、弦纹、附加堆纹等，有的绳纹经抹平。编号为H1的灰坑出土的陶器主要为夹砂红褐陶，器形有鬲、罐、盆、浅腹盘、瓮、小口壶等，均为素面，有的沿部和颈部有附加堆纹。玉石器有打制、磨制、琢制和细石器，此外还有少量玉器。

　　北崴遗址

　　出土1件铜銮铃 为近年来沈阳市少有的随葬青铜器的墓葬

　　北崴遗址发现于上世纪80年代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地表散落了许多夹砂陶片、泥质灰陶片等遗物，是一处以青铜时代为主的聚落遗址。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17、2019年分别对遗址进行了1000平方米、500平方米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商末至西汉早期的遗存，青铜时代的遗存较为丰富。

　　本次发掘共清理了8座墓葬、39个灰坑及4条灰沟。墓葬均为单人竖穴土坑墓，以仰身屈肢为主，随葬器物较少，随葬1-4件，有陶器、料器、铜器等随葬，器形有壶、罐、碗、串珠、銮铃等。其中M28出土1件铜銮铃，这是近年来沈阳市少有的随葬青铜器的墓葬。灰坑多以椭圆形为主，有少量灰坑有红烧土、灰烬等，有灰坑出土了少量可修复的陶器。发现4条灰沟，口大底小，出土大量的夹砂陶片、少量的石器。出土的器物主要是夹砂陶器、少量的石器、铜器、料器、铁器等，出土各类小件183件。陶器77件，器形有鼎、鬲、壶、盆、碗、甑、纺轮、网坠、器盖等；石器98件，器形有石刀、石斧、石璧、石镞、磨石等。料器3件，器形有璧、串珠等。铜器3件。器形有銮铃、铜刀。铁器2件。锈蚀严重，无法辨识器形。

　　发现的墓葬多为仰身屈肢葬，随葬器物较少，以形态多样的陶壶为主，补充了2019年发掘的墓葬材料，墓葬年代为西周至春秋时期。这批墓葬年代介于新乐上层文化与郑家洼子类型之间，补充了沈阳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基础资料。

　　通过发掘，还可以认识到北崴遗址自商周至西汉初均有遗存，有新乐上层文化的房址、灰坑、灰沟，有瓮棺葬，有西周至春秋的竖穴土坑墓，有战国至西汉初的灰沟、灰坑等遗存。

　　两家子遗址

　　发现辽宁地区青铜时代轴承孤例

　　两家子遗址位于辽宁省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哈达户稍镇哈达户稍村两家子屯中部的低矮山丘的台顶及东南坡上。

　　2020年9月—2020年11月，对两家子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发掘区分为西区及东区，其中发掘西区布5米×5米探方24个，发掘面积615平方米（含扩方），见有环濠，环濠内发掘出房址3座、灰坑14个及灰沟1条，出土有大量的陶器及少量石器；发掘东区布5米×5米探方16个，发掘面积470平方米（含扩方），共发掘房址14座及灰坑7个，出土遗物多为瓷器及陶器，另有少量的石器、骨器、金属器等。

　　陶器可复原者较少，多为陶器残片。以夹砂褐陶为主，泥质红陶及黑陶较少。器表多为素面，少量施有绳纹或弦断绳纹。可辨器形以罐、碗、钵为主，另有少量的瓮、甗、鬲、甗箅、纺轮、圆陶片等。

　　石器数量较少，以磨制为主。从器形来看，多为磨石，另有少量的轴承、斧、铲、石核等。东区出土器物数量较多，以瓷器及陶器为主，另有少量的石器、骨器、金属器等。

　　陶器均为泥质灰陶及灰黑陶，多为素面。器类以盆、瓮、罐为主，另有少量的牛偶、纺轮、圆陶片等。

　　金属器多为铁器，主要有钉、錧、釜残片、环钩及叉等。另有铜钱1枚。

　　发掘西区为带有环濠的高台山文化聚落址，文化属性单纯，远离高台山文化中心区，为研究高台山文化的西进提供了大量佐证材料。遗址内发现的石轴承虽然是辽宁地区青铜时代轴承的孤例，但也证实了东北地区石器工艺从兴隆洼文化以来一脉相承的轮轴工艺的延续。

　　发掘东区为金代遗存，这批遗存是目前东北地区已发现的保存最为完好、布局最为规整的金代居址，部分解决了辽宁地区辽金遗存细化的学术争论，对探讨北方地区金代居址的规划布局、建筑结构及生活方式均提供了最为有力的证据。

　　桃李营子遗址

　　出土的遗物种有陶、瓷、铜、铁、骨、石六类

　　2020年7月末至9月中旬，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人员对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明确这是一处金元时期遗址，面积大、堆积深。9月中至12月初对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总面积1000平方米，共清理出房址26座，灰坑88座。

　　出土的遗物种类较多，有陶、瓷、铜、铁、骨、石六类。陶器均为泥质灰陶，可辨器型有大量的陶盆、陶罐。瓷器有碗、盘、碟，多为无纹饰且施釉不到底的冮官窑系瓷，还有部分耀州窑系瓷。另外还有铜钱、铜簪、铁刀、铁锁、骨簪、骨镞、石夯锤等遗物。

　　阜新蒙古自治县桃李营子遗址是阜新地区迄今为止发掘的面积较大的金元时期遗址之一，而且在发掘区的周围还存在大量的房址、灰坑等遗迹。（记者 朱柏玲）

    原标题：石人头像铜銮铃 青铜时代有轴承  本报为您揭秘2020年度田野考古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