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辽宁省石窟寺专项调查工作验收会在沈阳召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通报了全省专项调查工作整体情况，详细介绍了辽宁省石窟寺（含摩崖造像）现存数量、分布范围、保存状况等。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工程学院等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对全省51处石窟寺（含摩崖造像）专项调查报告进行了逐一审核，对报告整体编写质量予以充分肯定，同意调查报告整体通过验收。专项调查工作组组长、省文化演艺集团（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党委常委、副主任杨世涛对辽宁省石窟寺专项调查工作做了说明。省石窟寺专项调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王晓江对石窟寺专项调查工作做了总结，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部署。
我省石窟寺资源分布广泛、内涵深厚、体系完整，集建筑、雕塑、壁画、书法等艺术于一体，是我省辉煌灿烂古代文明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文明同其他古代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见证。我省石窟寺及摩崖造像虽然数量不多，但类型丰富，极具地域特色。石窟寺专项调查既是深化中华文明溯源和中华文明认知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文化多样性的辽宁体现。我省高度重视石窟寺专项调查工作，并将开展石窟寺专项调查工作作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迅速组织开展资源信息摸底，制定印发专项调查通知和实施方案。第一时间召开专题工作会议，成立工作领导小组，邀请专家开展业务培训指导，在调查现场召开工作推进会。加强省直各部门的工作统筹和省市县三级工作联动，为专项调查工作有序开展奠定了组织、技术、人员基础。
我省石窟寺调查工作成效叠加。专项调查工作从去年11月开始，调查范围广泛，此次调查涉及省内7个地区1911年以前开凿的石窟寺（含摩崖造像）共51处，复查39处，新发现12处。调查内容全面，此次调查全面掌握了我省石窟寺（含摩崖造像）各项情况，了解了石窟寺（含摩崖造像）基本情况、保存状况和主要风险、保护管理情况、安全防范情况等四个方面、近百项数据。组织实施规范，在国家文物局统一领导下，形成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技术指导，省厅组织与省院实施，市县协同与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调查工作规范有序。技术标准统一，调查工作实施标准化管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制定了统一调查标准、报告体例和调查表格，技术标准明确。调查技术创新，调查过程中大量采用了新技术、新装备，如无人机航拍、三维扫描测量、手机APP现场录入等。协同效果显著，通过跨领域多学科合作，实现集考古、文保、测绘、摄影、岩土等众多学科的协同合作。质量控制严格，实施了全过程专家指导和全过程质量控制，确保专项调查的质量要求。调查成果丰硕，本次调查从雕塑、书法、绘画、建筑、艺术等多角度提取信息解读文物内涵，共完成石窟寺单体调查报告51篇，并录入“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信息管理系统”，形成了《辽宁省石窟寺文物名录》《辽宁省石窟寺专项调查工作报告》《辽宁省石窟寺安全防范情况报告》等多项调查成果。
我省摸清了石窟寺（含摩崖造像）资源的“家底”，全面掌握了我省石窟寺资源的类型及分布区域。基本确立了辽宁地区的石窟寺及摩崖造像萌芽于北魏时期、发展于辽金时期、繁荣于明清时期的时代链条。北魏—辽金时期的石窟寺及摩崖造像均为佛教造像，从明代开始出现道教题材造像，清代则出现大量的萨满教造像，甚至出现了集道教造像与佛教造像或密宗造像与萨满教造像于一窟的融合现象。51处石窟寺（含摩崖造像）包括石窟寺23处、摩崖造像28处，从地域分布状况来看，锦州石窟寺（含摩崖造像）有17处，阜新石窟寺（含摩崖造像）15处，其余分布在葫芦岛、朝阳、辽阳、鞍山、大连等市。从开窟选址特征来看，北魏时期的石窟寺位于临近大凌河的低矮山丘向阳崖面上，远离人群；辽代石窟寺则位于以医巫闾山为中心的名山大川中，体现出名山崇拜、宗教信仰与皇家需求的多元结合特征；金代以后的石窟寺则较为分散，但大多离居址较近，体现出民间宗教需求的迅猛发展。辽宁省石窟寺及摩崖造像自成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前后相继的格局，并以藏传佛教最具地域特色。目前，辽宁地区共发现有13处藏传佛教摩崖造像，均位于阜新地区，除彰武县千佛山摩崖造像外，其余都位于医巫闾山东北麓的海棠山及周边地区，是国内除藏区外，分布最为集中、造像种类最齐全的藏传佛教摩崖造像群。
为进一步做好石窟寺专项调查的后续工作，我省提出一是要高水平完成调查成果上报工作，确保按国家文物局规定的时间节点，高标准完成工作任务。二是要高标准实施石刻专项调查工作。根据《辽宁省石窟寺专项调查工作方案》，并征得国家文物局同意，我省拟在石窟寺专项调查工作结束后，展开石刻类不可移动文物调查工作，同时全面启动《辽宁省石窟寺图录》和《辽宁省石刻图录》的编制工作。三是要高质量制定石窟寺保护计划，实施保护工程。充分利用和转化这次石窟寺调查取得的成果，高标准编制我省石窟寺保护计划。力争在今年实施锦州万佛堂石窟、阜新海棠山摩崖造像保护示范工程，同时针对一些地区的中小石窟寺开展抢救性保护，消除文物险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