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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吴“佛”字铭佛像镜研究
作者:    发布于:2013-05-14 07:27:32    文字:【】【】【

三国吴“佛”字铭佛像镜研究

一、佛教传入中国
        迄今所知,中国汉地佛教的输入,大致在公元纪元前后。相传,公元前二年,即汉哀帝元寿元年,大月氏王曾派一个叫伊存的使者来到洛阳,并向人们口授佛教经典。三国时曹魏有个郎中鱼豢,曾经写过一本书,名曰《魏略》,其中的“西戎传”即记载了上述这件事。然而《魏略》早已亡佚,我们已无法看到。好在晋代史学家裴松之所注《三国志》,大量引用过《魏略》中的一些内容,这就使此书得以保存了其中的一些珍贵史料。关于汉哀帝元寿元年佛教输入汉地之事,《三国志·东夷传》评注有载:“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魏书·释老志》作“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图经》曰复立者其人也。《浮图》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閒、比丘、晨门,皆弟子号也。”
        这一材料在各种文章中曾被广泛引用,基本上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1998年,中国佛教界曾举行一系列活动来纪念佛教传入中国2000年,说明中国佛教界也普遍认可这一说法。一种宗教的传入,虽非一时一事即可确定,但作为一种重大的历史性事件,这一说法亦已被大众接受。
        大月氏人原来居住在我国甘肃以西,河西走廊一带,以游牧为生,后来因遭匈奴攻击,被迫向西迁徙,大约在公元前130年前后,迁到位于今阿姆河上游与兴都库什山之间的地方,并征服了当地的原大夏国。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时,曾到过这里。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派遣使者到印度各地及周边诸国传播佛教,就曾将佛教带到西域大夏等地,故而这里很早就有佛教流传。张骞出使西域时,看到这里有产自中国的邛竹杖和蜀布,感到奇怪,问了当地人后,才知这些东西都是由当地商人在与印度贸易时从印度得来。张骞由此推断,印度与四川较为接近,并建议今后出使大夏等西域国家时,可从四川一路出发,这样既路近又安全。
        月氏人征服大夏后,迅速融入了当地社会,其经济形态和社会生活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是“随畜移徙”的游牧民族,由此逐渐转变为以农耕为主的民族,经济迅速发展,商业开始繁荣。公元1世纪时,大月氏已成为佛教重地。在早期来中国传播佛教的西域僧人中,有许多就来自大月氏。
        佛教开始传入汉地时,人们对它的理解还很粗浅,基本上只是把它当作一种祭祀,或是当作社会上流行的一种方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只是传播在西域来华从事商贸活动的商人以及定居于汉地的西域移民之间,其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所以,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至东汉明帝永平年间,也就是公元纪年初期的几十年间,佛教活动很少见于史籍记载。即使偶有记载,也只是把它当作神仙方术或是祭祀祖先的一种行为方式,往往与黄老思想并提。但到了汉桓帝(146—167年在位)时,也就是公元1世纪中期,佛教已经传入宫中。据《后汉书·桓帝纪》:“(桓帝)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后汉书·襄楷传》又载,桓帝延熹九年(166),襄楷上书云:“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这是将浮屠与作为神仙的黄老同时并列祭祀,说明当时佛教仍是依附于黄老,并作为神仙方术的一种而得到统治阶级的侍奉。《后汉书·西域传》中,在叙述桓帝奉佛之事后说:“百姓稍有奉佛者,后逐转盛。”说明至汉桓帝以后,也就是到了东汉末年,佛教才慢慢流传于民间。
         二、江南佛教的传播
        东汉末年,战乱不断,中原地方的许多人因躲避战祸而来到长江以南地区,佛教信仰亦随之传入江南。相传,东汉末年来洛阳译经的安息国僧人安世高,就因避乱来到江南,曾留下许多神异事迹。当时地处南方并已属三国吴管辖的交州,就曾是那时学人的避乱之地。《牟子理惑论》中说:“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交州一带,因远离中原,因此关洛一带的战乱,对这里影响不大。相对安宁的社会环境,吸引了一大批中原人士。当时驻守在交州一带的太守士燮,年青时曾在洛阳随名儒刘陶受学,因此对北方来的文人学士表示欢迎和优待,于是避乱南下的人们纷纷定居于此。这些移民对交州一带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亦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些人中,部分是受了佛教影响的人,他们的南迁,必然会把佛教带到南方,如《理惑论》的作者牟子即是。由此,传播于中原地区的佛教,也随之在南方得到流传。
         长江中下游地区佛像镜的多次出现,当与三国时吴地佛教的流行有很大关係,而吴地佛教的流行,又与当时在江南从事译经、传教活动的佛教徒有很大关係。在这些佛教徒中,最重要的人士是支谦和康僧会。这两人一为居士,一是僧人,都因避汉末战乱来到江南,都对江南佛教的传播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支谦又名支越,字恭明。他是居士,祖籍月支,其祖父在汉灵帝时归附东汉,来居汉地。支谦从小就受到佛教的熏陶,后来他又受业于支亮,“博览经籍,莫不精究,世间伎艺,多所综习,遍学异书,通六国语。”支亮是汉代著名译经僧支娄迦谶(简称支谶)的弟子。因此,他实际上是支谶的再传弟子。支谶、支亮和支谦三人被后人称为“三支”,而“天下博知,不出三支”,成为一时美谈。支谦于献帝末避乱来到吴地后,因博学多才而受吴主孙权赏识,先拜为博士,后又委以“辅导东宫”之任。支谦认为,当时吴地佛法刚刚开始流行,可经文翻译却不多,而自己既通梵文,又精汉语,可以在这方面有所成就,于是收集各种梵文经典,译成汉文。
         支谦精通汉文,长于文辞,因此其译文“曲得圣义,辞旨文雅”,遂大行于世,得以流播普及。但也有人反对这种翻译风格,特别是一些在佛经翻译上主张“质朴”的人。如东晋时的道安法师在总结和阐述翻译理论时,就认为支谦的译文“巧则巧矣,惧窃成而混沌终矣”。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不管怎么说,支谦开创的译风,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对印度佛教逐步中国化,以及帮助当时人们对佛教的理解,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国吴时期,对于江南佛教的传播和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另外一位大师,就是僧人康僧会。康僧会的祖先为康居人,“世居天竺”(《开元录》作“印度”)。父亲是商人,因从事商业,又迁居于交趾。康僧会十来岁时父母双亡,他服丧完毕后即行出家。据佛教史料记载,他“为人弘雅有识量,笃志好学,明解三藏,博览六经,天文图纬,多所综涉,辩于枢机,颇属文翰”。赤乌十年(247),康僧会“杖锡东游”,来到建业(治今南京),感到吴地佛教初行,“风化未全”,他想促使“道振江左,兴立图寺”,于是“营立茅茨,设像行道”。据载,吴主孙权初不信佛,认为其说荒诞。后康僧会“洁斋静室,以铜瓶加几,烧香礼请”,求得佛祖舍利,经孙权打试而显神异,于是信服,并建立寺院。因是江南始有佛寺,故称“建初寺”。
         当时,佛教的理论教义还未被人们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康僧会着重宣扬佛教的因果报应等与中国传统伦理观念接近的教义。据《高僧传》记载,吴国末帝孙皓性情凶狠暴躁,于是康僧会以善恶报应等事来开导他。应该说,康僧会的传教手段,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以至后来孙皓“宣示宗室,莫不必奉”。因此,江南佛教的兴盛与发展,与康僧会这一时期在江南的传教活动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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